１９４１年９月，海森伯以战时德国的官方身份访问哥本哈根并单独与玻尔会面，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有一次涉及原子弹研制的重要谈话。这次谈话的详情从未向外界正式披露，但对于海森伯来丹麦的真实目的，两人有着不同的记忆。玻尔生前没有公开反驳海森伯，虽曾多次写信给他，却一封也
未寄出，其家属宣布这些信件在他逝世五十年后才会公布。这是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悬案。１９９８年，同情海森伯的剧作家迈克尔・弗赖恩（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ｒａｙｎ）发表剧本《哥本哈根》，对当年这场谈话做了新的开放性的解读，玻尔家属因此决定提前十年公开玻尔文件，２００２年２月６日，有关的１１个文件全部发表在玻尔官方网站上。为使读者对该事件的背景、最新发展和科学伦理问题有所了解，特刊发此文。
一
１９４１年９月，海森伯往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这是两位科学家之间的一次重要会面。
玻尔与海森伯
重要不仅在于玻尔和海森伯，尽管这已足够重要，玻尔和海森伯，再加上爱因斯坦，差不多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重要也不仅在于特定的时空，尽管这也足够特别，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行了两年，玻尔的丹麦和海森伯的德国“正陷入生死决战两方面”（玻尔语），地点是已被德国占领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但更重要的，是两人关于这场战争的立场，而重中之重，是两人对其时刚起步的研制原子能军事利用的认识和态度。他们是人中之杰、科学精英，是公众景仰的榜样和楷模，他们将如何对待事业和友谊、祖国和战争？他们的理智、道德和精神境界将引领他们作出怎样的选择？
二
纳粹德国对已征服欧洲国家，坦克大炮之后，继之以“文化怀柔”，在占领国设立“德国文化研究所”，一方面宣传其侵略政策和德意志文化，另一方面引诱各国文化学术界人士与其“合作”。为此，战时德国不时派出“文化大使”，去参加或举办当地的文化学术活动。能代表德国文化学术的头面人物，海森伯自然是最佳人选。最佳不仅在学术地位，还在于他的立场，海森伯赞同或至少认同德国的侵略战争政策。德国自战争起始，即组织力量研制原子核能的军事利用，海森伯即参与其中，这也是海森伯战时的主要工作并持续战争的始终。
作为被占领国公民，玻尔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自然与海森伯完全不同，他与海森伯，既是侵略被侵略之差，同时也是正义和非正义之别。丹麦被占领后，玻尔仍坚持留下，苦苦维持着他的研究所。哥本哈根的“德国文化研究所”离玻尔研究所不远，“德国文化研究所”每举行活动都给玻尔送来请柬，但玻尔从不去参加。在玻尔看来，参加侵略者的活动无异于迎合和投降。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４１年９月，海森伯应哥本哈根“德国文化研究所”之邀，来此发表学术演讲，魏茨泽克与其同行。魏是海森伯学生、同事和亲密的朋友，也是玻尔熟识的科学家。海森伯在“德国文化研究所”发表演讲时，玻尔没去。海森伯当即向听众表示，他为玻尔没有在场而感到“遗憾”。玻尔听说后让人传话，请海森伯到自己的研究所来。于是，海森伯来到了这个他昔日曾在此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据说在午餐桌上海森伯夸夸其谈，说什么战争是生物学上的必要，又当众宣称德国必将在全世界获胜，为时不会太远。海森伯意犹未尽，希望和玻尔两人单独交谈。玻尔几经考虑，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面，却又是一次人言言殊的会面。记述这次会面的文章著作无数，却多有歧异，莫衷一是，且不说对谈话内容，就连两人会面的确切地点和时日都不一致。其他人如此表现还不奇怪，可就连玻尔和海森伯本人都有不同的记忆。可以肯定的只是，这次谈话是不愉快的，两人之间产生了隔阂，从此，他们的友谊再没有恢复，即便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亦如此。
这次会面，究竟谈了什么呢？
两人是单独会面，没有其他人在场，而两人当时都没有书面记述，事后也不曾公开讲过。１９４７年，海森伯又回到哥本哈根，试图与玻尔一起重建有关那次会面的共同基础，可惜未取得成功，用海森伯的话说：“我们终于觉得最好不要再去打搅过去的精灵”（见《哥本哈根》后记）。直到战后十多年，海森伯才公开回顾了那次会面，玻尔则从未正面谈过，但玻尔对海森伯的回忆却是不同意的。
玻尔没有公开反驳海森伯，他直接给海森伯写信。玻尔的信写了，而且不止一封，可这些信始终没有寄出。玻尔去世后这些信收藏在玻尔文献馆内。玻尔写了信却不寄出，自然有他的考虑。可在玻尔去世后，这些信和文件仍未公布，玻尔家属宣布，这些信要在玻尔逝世五十年后公布。
这就留下了一个悬案，不由人不从各方面去推断、揣测和猜想，也就成了二战后科学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为此出版的书刊无数，众说纷纭，议论杂多，整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最后，连局外的剧作家也参与进来，创作了一部话剧《哥本哈根》。毫无疑问，对这次会面的众说纷纭，成为剧本产生的基础，自然，也为其提供了想象的广阔空间。
三
峰回路转，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２００１年９月，玻尔家属宣布提前１０年公开玻尔文件，２００２年２月６日，所有玻尔记述那次会面的１１个文件全部在玻尔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ｂｉ．ｄｋ）上予以公布。
这一决定与《哥本哈根》直接相关，按照玻尔文献馆的说法，那次会面，“最近不仅成为史学家而且成为公众极感兴趣的主题，这一兴趣更特别被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ｒａｙｎ）所创作的戏剧《哥本哈根》所刺激。”因此，玻尔家属决定“完整地公布这些材料，以避免对其内容的进一步误解”。
１１个文件的第一个是那封早有传闻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第一封信。玻尔写这封信的直接动因是：１９５６年，德国记者、作家罗伯特・容克（Ｒｏｂｅｒｔ Ｊｕｎｇｋ）出版了《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书中基于对海森伯的采访，赞扬了德国人在原子弹问题上表现出的科学道德和政治远见，为避免原子弹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海森伯为首的德国科学家在战时有意延缓并最终阻止了德国的研制进程。容克的书出版以后，海森伯给了容克一个备忘录，其中谈到他１９４１年去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的情况。１９５７年，《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丹麦译本出版，首次刊出了海森伯备忘录的节选。玻尔给海森伯写信，就是读了这本书、特别是海森伯备忘录后的即时反应。这封信的草稿，在玻尔去世几年后才被发现，夹在属于他个人藏书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１９５７年丹麦版中。
信虽未寄出，玻尔却未放弃此事，仍以他一贯严谨审慎的作风反复考虑斟酌，仍在一次次试图重写，这一写就写了五年之久，直到他逝世的１９６２年。可临到末了，他所写的信仍然一封也不曾寄出！
对于这次提前十年的“解密”，人们期盼过度了，因为，玻尔文件并未超出已往争论意见无论正反两方面的限度，并未提供独得之秘的确凿证据，若想据此对那次会面的争论做一个终结性的结论，仍是不可能。
仅从魏茨泽克的评价即可明白这一点，魏茨泽克是海森伯当年访问哥本哈根的同行者，他在这些文件公布的第二天即对记者说：“玻尔在记忆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四
有一种偏袒海森伯的意见认为，从过去的材料和这次公布的文件来看，玻尔没有将海森伯的公开表态与私下朋友间的谈话区别开来。海森伯作为文化大使，在公开场合必得站在官方立场上，而在与玻尔私下会面时，则有着不同的个人态度。海森伯出于对玻尔的尊重和友谊，希望在这非常时期能够帮助玻尔。他劝玻尔放弃抵制德国的态度，乃至指出德国的战胜前景等等，只是为了说服玻尔“合作”，以免受到德方的迫害。这可以看成是海森伯“劝降”，也可以看成海森伯出于好心的私下劝告。
这话对也不对。
说对，因为玻尔确实把海森伯与他两人的私下会面，也当成了公开场合。他不曾考虑海森伯与他个人的友情，不曾顾及海森伯远地跑来与他会面可能有的善意。所以，这次谈话，海森伯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当魏茨泽克问其结果如何时，海森伯气恼地答道：全弄拧了。
说不对，因为玻尔不是不能而是根本不想区分。显然，玻尔认为，战争期间无私谊，两国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个人之间的友谊无论如何只是第二位的。海森伯的好意他能理解，但他在这种时候不能领受，领受就须合作，合作就无异于投降了。
不过，对海森伯当年的立场和态度，玻尔其实是不太计较的，即使在当时当地计较，战后也就事过境迁了。在这一点上，玻尔甚至可以说原谅了海森伯。据说战后有一年，魏茨泽克在美国遇见玻尔，当他问起那次会面情况时，玻尔说，随它去吧！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这次会面令玻尔真正感到意外而且震惊的，不是海森伯的立场和态度，而是原子弹！是海森伯参与原子弹的研制，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德国关于核武器的立场和态度！如此关头，玻尔完全不可能再讲私谊了。
这，才是这次会面中最重要的。
五
所有关于这次会面众说纷纭的问题焦点，不在玻尔，而在海森伯，在海森伯与玻尔谈及原子弹的用意究竟何在？
《哥本哈根》剧中，安排了三次海森伯到玻尔家叩门的场景。
按照《哥本哈根》中译者戈革先生的说法，剧作者“在创作此剧以前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作了许多的准备。仅就有关材料的阅读范围之广而言，他显然大大地超过了一般的科学史专家（而非玻尔专家）。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十分认真的。由于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写的虽然是‘剧本’，但却无愧于‘学术’两字……作者在剧中安排了三次海森伯到玻尔家叫门的场面。也就是说，他对海森伯来访的意向，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在角色的交谈中，他巧妙地运用了三人的传记材料和一些流传的掌故，简直有点韩退之所倡导的‘无一字无来历’的味道！”
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基于剧作者阅读之广和研究之深，几乎使剧中的人物对话都能找到出处。尤其巧妙的是，剧中虚拟的海森伯三次叩门，形象地提供了对海森伯意图的三种可能的解释。剧本虽被推崇为“学术”的，但终究还是剧本，不是论述，免不了需要许多铺垫和过渡。而且，剧中的三种解释要比科学史家的实际争论温和含蓄得多，不能包含或穷尽所有的议论，特别是关于海森伯此行用意的最好和最坏的推断。因此，这里我们只能撇开剧本，而从有关争论中自行概括出三种可能的解释。
六
第一种，也是最坏的一种，海森伯此行担当着类似间谍和说客的角色。作为间谍，他想通过玻尔，打探英美国家原子弹研制情况，从玻尔处得到一切可用的情报。作为说客，他想说动玻尔往德国，帮助他一起研制原子弹。
第二种，海森伯与玻尔会面，不是想刺探情报，而是想以玻尔作为中介，作为斡旋者传话给英美科学家，停止原子弹研制。海森伯是德国原子武器研制的组织者，当时德国的研究遇到了种种困难，已难有进展，与英美相比，德国未必能走在前面。出于现实考虑，海森伯想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传话，共同停止原子弹的研制。
第三种，最好的一种，海森伯与玻尔谈原子武器问题，是出于科学家良知和对核武器发展后果的远见。他到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是想让玻尔传话以唤起英美科学家的警惕。海森伯此行不是作为德国政府代表，也不单作为德国科学家代表，而是作为整个科学家共同体的代表向英美科学家表达自己的良好愿望。鉴于原子弹可能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了避免出现这一史无前例的灾难，海森伯建议双方科学家不要在此项目上努力，为表示德国一方的诚意，他们首先从自己做起，停止或延缓原子武器的研制。
哪一种最可能是海森伯的真实意图呢？
如果是第一种，海森伯就是个十足小人，不但自取其辱，而且玷污了他和玻尔之间的友谊，利用两人谊兼师友的感情来刺探最为机密的情报。假如玻尔真的了解英美研制的情况，假如玻尔不慎将情况和盘托出，海森伯也就使玻尔成为间接帮凶，将损害玻尔的一世英名。不过万幸，这种推断最没有根据，相信此说的人也最少。至于说客，那更是荒唐，即便海森伯真有此想，德国当局也决不会接受；试想，德国怎会将最机密的研究交与一个他们正排斥的半犹太人呢？
第二种，这种意图如果说好过第一种，也好得有限。因为海森伯试图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传话共同停止原子弹研制，只是出于其政治现实主义，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德国原子武器研究已陷入一筹莫展之地，海森伯才想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呼吁共同停止研制。这一意图与海森伯在战时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尽管并没有直接证据，相信此说的人却不少。更由于德国原子弹的研制确实弄错了方向，战后英美科学家发表了不少诸如“德国为何没有研制出原子弹？”之类的文章，有的更以嘲笑的口吻指斥海森伯的无能。这就从一个方面坐实了这一推断。
第三种是对海森伯意图最好的推断，在战后最初几年还少有人理会，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核武器日益成为世人的威胁而逐渐为人相信，更得到道德上的推崇，以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出版为标志。容克以海森伯的战时表现为依据，说明以海森伯为首的德国科学家出于良知、出于科学道德、出于对人类负责的态度，在战争中没有尽力去完成军方所要求的研制任务，不仅不努力，而且有意拖延和阻止原子弹的研制，这说明和证明了德国科学家在原子武器问题上有着更高的伦理准则。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海森伯不仅根本就不应该受到指责，还应该大加赞扬和推崇。海森伯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者，而且他超越了狭隘的爱国立场而持有更高的原则，持有广阔得多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体至上的立场。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个具有博大胸怀和深刻远见的科学家。他预见到原子弹可能造成的空前惨剧，为了免于无辜的人的惨死，他呼吁双方科学家来共同阻止原子弹项目的研制，取消或至少延缓。海森伯在德国已经这么做了，他现在亲临哥本哈根，想通过玻尔传话，呼吁英美科学家也放弃研制，共同达成一个停止原子弹研制的协议。如果科学家无法制止战争，那就让战争双方还是使用他们的常规武器进行较量吧！
七
可惜，由于海森伯的战时态度和立场，更主要由于德国确实没能领先于英美研制出原子弹，直到今天，对海森伯的第三种意图仍然少有人相信。当年站在政治正确立场上的英美科学家似乎更愿意这么看，他们不相信海森伯会具有更高的道德原则和卓越远见。
对此，具有关键性影响的是当事人之一的玻尔。玻尔不相信海森伯当年怀有“第三种意图”。玻尔不是根据间接材料，而是依据自己与海森伯的谈话而做出判断。当看到《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对海森伯的赞扬，当看到此书摘录的海森伯信中的自赞，玻尔立刻给海森伯写信，尽管这些信最终没有寄出，但玻尔不同意海森伯的态度是明确无误的。
我读了最近在丹麦出版的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我想我有义务告诉你，我极其惊异地看到，在你给作者的信中――丹麦版中有此信的摘录，你的记忆是如何欺骗了你。
我个人记得我们谈话的每一个字……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我们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你所用含糊语言表达的只能给我一个确实印象，在你的领导下，在德国一切已安排妥当开始发展原子武器，你还说没必要谈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这些并已花了两年时间，或多或少在独立的状况下为此而做准备。……
我的沉默和严肃，正如你在信中所写，被看作对你制造原子弹是可能的消息的震惊表示，这是十分离奇的误解，这一定是由于你自己心中的极度紧张所致。早在三年之前，我就知道只有铀２３５和２３８中的慢中子能够引起分裂……如果在我的行为中有任何东西可被理解为震惊的话，那不是因为这样的报告，那对我不是新闻，而是因为我明白了，德国正积极参与首先发明原子武器的竞赛。
……
这就是玻尔写给海森伯的第一封、也是早有传闻的那封信。不过，在这封信中玻尔并没有明确指出，海森伯当年未怀有“第三种意图”。只是在以后的信中玻尔才愈来愈明确和直率地指出海森伯当年并没有“第三种意图”。玻尔写于逝世那一年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然而，我特别想到的就是在研究所我办公室里的谈话，谈话中，因为你提起的话题，我在脑中仔细准备了自己要说的每一个字。谈话一开始，你就声称，你确信如果战争延续得太长，它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这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已在英国和美国开始进行的准备。在我没有答话且可能显得怀疑时，你告诉我，我必须理解，在最近几年你几乎独自沉浸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肯定事情将会如此。另一方面，你那里没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
玻尔的记忆和判断就是：“你那里没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即海森伯及其他德国科学家并不具有“第三种意图”。这样，玻尔就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做出了根本否定。
这，是否就是铁证呢？
玻尔的人格无庸怀疑，可记忆呢？还有那在战时特殊背景之下的理解呢？魏茨泽克的两次指证，不像是全无缘由的。
海森伯曾抱怨玻尔没有追随他谈话的意思。两人原本关系密切，可互相说完对方的后半句话，海森伯赶来哥本哈根与玻尔交谈，大概以为只要稍微暗示一下，玻尔就能理解它的意义。可他没想到的是，环境已变，两国的敌对状态已使旧日的容易沟通变得完全不可能了。
毫无疑问，《哥本哈根》对海森伯是抱以深切同情的，因此给海森伯可能的意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针对一部分人的反感，作者辩护道：我看不出我的海森伯为什么不应该有表达一个真实的海森伯的自由，对那些更加深刻的感受会一直秘而不宣。他为什么不应该有我们拥有的那些互相矛盾的忠诚和彼此交混的动机及感情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像我们大家那样试图审时度势和危急从权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害怕他的国家的战败，害怕它被核武器所摧毁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因为它的沦为废墟、因为它的公民的被屠杀而痛心呢？
可能，对于海森伯，以往仅基于政治正确的单线理解是过于狭隘了，即便以上所做的三种意图分类也过于简单，按剧作者的推论，甚至所谓间谍的指控也不是那么不可想象和难以容忍的。关于是否存在一种同盟国的核计划，海森伯当然想请玻尔给予“某种暗示、某种线索”，他当然想知道同盟国会不会向他的国家扔原子弹，并以此作为自己应该干什么、怎么干的前提。如果他不这么想、这么做，倒是难以想象的。而这和他自己宣称的此行目的，即讨论德国科学家集体有没有理由为核武器而工作完全并不矛盾。这应该予以太多的指责吗？须知，海森伯将德国正在从事的工作性质暗示给了玻尔，他还在冒被自己同胞指控为间谍的危险呢。
八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玻尔能做到的，海森伯为何就一定不可能呢？
玻尔在原子武器问题上是有远见的，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远见的。
早在战前玻尔就理解原子能的军事利用有其现实可能，也知道存在许多技术上的困难，完全无法预知什么时候成功。当玻尔逃出丹麦到瑞典后，他并不急于前往英国，只让儿子奥格・玻尔尽快赶去，因为奥格“知道英国人必须在第一瞬间就知道的一切东西”，那就是德国已开始研制原子弹。因为传递的只是一个消息，所以玻尔派儿子去即可。直到玻尔抵达英国，他才明白自己陷在丹麦的孤陋寡闻，美国此时已建成巨型反应堆，英美早已开始合作原子弹研制，事实上，在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已在顺利进行之中。
如果没有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制造原子弹就是不可能的，但没有玻尔参与，第一颗原子弹肯定也能如期制成，但玻尔还是加入了“曼哈顿计划”。玻尔在英国稍事停留后就去了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参加了制造第一第二颗原子弹工作，并帮助解决了某些疑难，如在日本长崎爆炸的第二颗原子弹的引爆问题。
就在玻尔亲身参与之际，他希望英美尽快制成原子弹、打败法西斯的单纯想法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想到了更深层的问题，想到原子弹一旦制成以后的控制以及对世界和人类安全的后果。为此，他开始了自己个人的另一方向的努力。他先走上层路线，给英国大臣写信，给丘吉尔写信，又去拜见了罗斯福，提出了“开放世界”的设想，他建议英美将研制原子弹之事通知苏联。他认为，盟国之间应该互相信任，这样，战后世界各国才能共同走向和平合作。不过，玻尔仍然认为，战胜法西斯是当务之急，研制原子弹是必要的。其时，爱因斯坦曾寄给玻尔一封有关战后世界军备竞赛问题的呼吁书，要求自由世界一切科学家联合起来，向政治领袖施加压力，实现世界军事力量的国际化。玻尔接信后立即去见爱因斯坦，向他说明此举在战时的不宜。
可玻尔的努力遭到了冷遇，政治家不仅不理睬他的建议，反而怀疑他的用心。丘吉尔大发牢骚，指责下属怎会让玻尔混到这件事里来。由于苏联曾邀请玻尔访问和玻尔与苏联科学家的联系，丘吉尔甚至认为应该拘捕玻尔，至少要予以警告。一度流传的玻尔为苏联间谍的谣言，就是由此而来。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玻尔就离开了美国，当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时，他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他说：“可怕的是，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战后，玻尔仍继续为建设“开放世界”而呼吁，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努力。１９５７年，他被授予福特基金会“原子为了和平”奖，美国总统出席了授奖仪式，这对当年他身受的冷遇和怀疑多少算是一点弥补。
同样际遇以后在“原子弹之父”奥根海默身上又重演了一次。
奥根海默，洛斯阿拉莫斯实验所第一任所长，第一颗原子弹主要研制者和组织者，据说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后，奥根海默深为遗憾，可他的遗憾与玻尔不同，他不是遗憾原子弹所造成的灾难，而是遗憾德国比日本早投降了几个月。但很快，奥根海默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他开始为美苏两国的核军备竞赛而担忧，他坚决反对美国首先研制氢弹，大力呼吁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与和平利用。为此，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奥根海默受到了安全审查，并被剥夺了安全特许权，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奥根海默事件”。
这样的境界，玻尔参与其事后能够达到，奥根海默经过曲折也终于达到，为何海森伯就一定不能达到呢？
令人颇感讽刺的是，１９４９年海森伯去美国访问，许多物理学家，包括那些参与洛斯阿拉莫斯计划的物理学家拒绝出席招待会，他们不愿与海森伯握手，亲自制成原子弹的手，不愿去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没制成原子弹的手。
九
对我们今天而言，海森伯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其实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哥本哈根》提供了海森伯三次叩门的可能选择，更重要的是，玻尔已经具有而海森伯可能具有的“第三种意图”在今天已成为一切善良正直的人的共同崇奉的信念。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仍未离我们远去。
在战后迅速形成的冷战格局中，在美苏两大国核竞赛、核讹诈翻云覆雨的争斗中，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始终如利剑悬在人类的头顶。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两极化格局突然终结，当基于意识形态分立而可能导致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渐趋消失，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逐渐以经济问题为主导而走向一体化，世界似已迈向欢快的新世纪时，核战争的阴影并未在蓝天白云下消散。
问题的实质并未改变多少，甚至更趋复杂。当世界处于两极化，拥有核武器的力量是明显的，维持均衡也是简单的。可今日世界，核武器已遍布全球，其对峙和平衡远不是意识形态分野所能明显区划的，既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种族原因，还纠缠着领土、资源、历史，霸权和报复，欺负和抗争……核威胁离我们不是更远，而是更近了。
历史经验给人以智慧。《哥本哈根》可作为我们的起点。哥本哈根会面给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愚蠢而又危险的，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名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就是专制政府最擅于挑动和煽起的愚民蒙昧主义。在国家利益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之间，在政客的空洞叫嚣和千百万生命之间，何去何从，一目了然。对一切善良正直的人而言，这里不存在什么两难，不存在吊诡的民族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冲突，在其他问题诸如领土、贸易或大而化之的文化问题上，可能有，但在核武器问题上，绝没有。
爱因斯坦曾愤慨道：“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如果说，千百年来人类的无数战争有若干可冠以正义之名，在核武时代很难再有正义战争的可能。因为核战争的结局就是千百万生命的毁灭，乃至人类文明的毁灭和整个人类的消亡。
人的生命，整个人类的生命，这是所有原则中的最高原则，是所有必须考虑利益的最后底线，是人类命运之所系，也是我们所有人当下的生命和安全之所系。
海森伯在叩门！
附录：
玻尔文件的介绍
玻尔文件，是指２００２年玻尔文献馆公开发布的玻尔的１１个文件，其中主要为玻尔写给海森伯却又未寄出的信及有关笔记。另有一封海森伯给玻尔的电报。所有这些文件贯穿着一个主题，即关系到１９４１年海森伯到哥本哈根与玻尔两人会面交谈的内容。
为避免可能的版权问题，下面我将这些文件和玻尔文献馆的“介绍”摘要予以介绍和说明。需要预先声明的是，我是按照自己对这些文件英译的理解加以摘要以及介绍和说明的，很难保证没有错误。希望懂丹麦文的读者去关注原始文件，懂英语的读者去网站查看文献馆提供的英译文件。
一、玻尔文献馆的“介绍”
１９４１年９月，德国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来到纳粹占领下的丹麦，对尼尔斯・玻尔作了一次访问，这次访问最近不仅成为史学家而且成为公众极感兴趣的主题。这一兴趣特别被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ｒａｙｎ）创作的戏剧《哥本哈根》所刺激?此剧将玻尔和海森伯之间的这次会面作为它的出发点。更为特别的是?此剧重新激起并加深了业已存在的科学史家之间有关海森伯去哥本哈根的原因和会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等问题的激烈争辩。涉及到玻尔从未寄出的有关那次会面的一封给海森伯信的草稿。
这份草稿是玻尔家属几年前存放于玻尔文献馆中的十一个文件之一。这些存放的文件是玻尔或口授或书写，都是有关１９４１年那次会面的。除一封海森伯的来信外，它们都是信的草稿或私人笔记，从不曾成为一封信的样式的最终产品，既不曾寄出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公布。为此，文件存入时即附有条款，它们只能在玻尔死后五十年即２０１２年公开。到目前为止，有关１９４１年会面的唯一可得到的源于玻尔家属的探讨，就是玻尔儿子奥格・玻尔写于１９６４年的“战争年代和由原子核武器引发的前景”那篇文章。
奥格・玻尔是玻尔的儿子，物理学家，１９７５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唯一的例外其实不能算是例外，因为按上段文章意思，这“唯一”似乎是利用了玻尔文件，而奥格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用。奥格此文被选入由Ｓｔｅｆａｎ Ｒｏｚｅｎｔａｌ编的《尼尔斯・玻尔：朋友和同事所见的生活和工作》一书，其中涉及到海森伯１９４１年访问哥本哈根的只有两段：
（一）战争爆发后，特别在丹麦被占领后，留在哥本哈根的我们在追随同盟国原子能领域研制上完全断了联系。然而，却传来了德国在这方面研制的各种谣言，有关德国极端强调原子能军事利用可能性的这一想法，更被沃纳・海森伯和魏茨泽克１９４１年秋天对哥本哈根的访问所加深。他们来哥本哈根是为其他事，但在与我父亲的私人谈话中，海森伯提出了原子能军事利用的问题。我的父亲很少说话并表示了他的怀疑，因为必须要克服很大的技术难题，但我的父亲有一种印象，即海森伯认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新的军事利用的可能性将决定战争的结局。
（二）在罗伯特・容克撰写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书中宣称，德国物理学家提交了一份秘密计划给我父亲，目的是通过与同盟国同行双方达成一致，来阻止原子武器的发展。这一说法没有事实的基础。因为无论海森伯的访问，还是以后容克书中也提到的德国物理学家廷森对哥本哈根的访问，都没有提到过任何这样的计划。相反，正如前所述，在占领期间与德国物理学家极其稀少的联系只是加深了这个印象，即德国当局极端强调对原子能军事利用的重要性。
从第一段来看，像是奥格利用了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但这也可能是玻尔生前告知奥格的。第二段中所提到的“计划”，玻尔文件中不见有任何驳斥，可能玻尔认为这是“小说家言”无须认真对待，他只想和海森伯讲明事实真相。
“介绍”接着说明，玻尔家属“决定解除存放五十年的规定”，是受公众高度兴趣的推动，也为避免更多的误解。而决定提前发布文件并不是无前例的，以前也有过，一是１９９８年将一部分家庭通信公布，另外就是公布“玻尔政治论文”，论文中包含一个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１日的文件，其中，玻尔对他１９４１年的那次会面作了简要记述。这个文件出于玻尔口述，由玻尔另一个儿子艾里克・玻尔笔记：
１９４０（最后一个数字应更正为“１”，页边添加有一注“似乎４１！”）年夏天，海森伯和魏茨泽克来访，参加在Ｎ?ｒｒｅ Ａｌｌｅ德国机构的原子物理学会议，此会Ｕ．Ｉ．Ｔ．Ｆ（玻尔研究所正式名称为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此为全称的缩写――张桂华注）无人出席。在海森伯充满信心的报告中，谈到了德国原子武器的准备。玻尔立即努力想将此通过瑞典告知英国（然而，正像玻尔以后在英国所知，瑞典朋友做得极其拙劣，以至这一报告并未被伦敦所理解）。
“介绍”接着那封著名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作了背景简介，然后就是对这整个十一个文件的分类说明。
二、每个文件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文件，就是那封著名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海森伯：
我读了最近在丹麦出版的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我想我有义务告诉你，我极其惊异地看到，在你给作者的信中――丹麦版中有此信的摘录，你的记忆是如何欺骗了你。
从信的开门见山，可知玻尔写信完全是由容克的书、尤其是书中摘录的海森伯的信所激起。海森伯写给容克的，严格说不是信而是一份备忘录。玻尔这封信虽没有写明时间，但可判断写于１９５７年末或１９５８年初，因为容克的书的丹麦译本于１９５７年出版。
我个人记得我们谈话的每一个字，它发生在对留在丹麦的我们来说是那样一个悲痛和焦虑的背景之下。它特别给玛格丽特和我，以及你和魏茨泽克两人对之讲话的研究所每一个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你们表达了关于德国将赢得战争的明确的信心，因此，对我们而言，如果坚持对不同的战争结局的希望以及对德国所提供的合作不予理会，那将是十分愚蠢的。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我们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你所用含糊语言表达的只能给我一个确实印象，在你的领导下，在德国一切已安排妥当开始发展原子武器，你还说没必要谈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这些并已花了两年时间，或多或少在独立的状况下为此而做准备。我听了这些没有说话，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大事。
对玻尔的沉默，海森伯在备忘录中解释为“震惊”，玻尔在此作了驳斥，指其为“是十分离奇的误解”，因为早在三年前，玻尔就知道铀２３５、２３８中的慢中子能够引起分裂，并举例证明，自己两年前还在英国做过一次公开讲座。玻尔指出，如果说“震惊”，那不是因为原子弹是新闻，而是因为知道了德国正积极参与发明原子弹的竞赛。
下面一段话可能令人费解：
此外，当时我一点不知道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走得有多远，我只是在第二年，当被告知丹麦的德国占领军准备逮捕我，我出走到英国以后才知道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似可推断，海森伯当年曾问及玻尔这个问题，玻尔作了否定的回答。玻尔这里再次说明，自己当年没说假话而是真的不知道。可照此说法，如果玻尔当时知道，可能就不作否定的回答？对此，我们无法追究，只能理解为，这是玻尔出于一个科学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精神，郑重向海森伯说明实情。
下面玻尔提到，虽然他自己以及研究所同事反感海森伯和魏茨泽克的态度和立场，但他仍然能理解海森伯的好意，海森伯和魏茨泽克的访问“是为了使你们自己确信我们没有受苦并在我们危险的处境下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我们。”
这封信原本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但因为此书已在丹麦报纸上引起轰动，我想，将这封信的内容秘密地告知丹麦外交办公室负责人和Ｄｕｃｋｗｉｔｚ大使是合适的。
这是信的最后一段。这里提到的杜克维茨（Ｄｕｃｋｗｉｔｚ）大使是德国驻丹麦大使。杜克维茨二战时就在哥本哈根担任德国大使馆随员，当希特勒命令将丹麦犹太人送往德国的前夜，他秘密地将消息通报并暗中协助丹麦犹太人大逃亡，他还亲往瑞典要求瑞典政府接收丹麦逃亡者。玻尔也在这时候逃出丹麦，渡海到了瑞典。杜克维茨父亲一战前后任德国驻丹麦大使，与玻尔熟悉，父亲的友谊转移到了儿子，以后儿子又继父职于战后担任德国驻丹麦大使。所以，玻尔欲将写给海森伯个人的信告知这位大使，不纯是出于公事文章。但，信不曾寄出，自然“秘密地告知”的事也没有发生。
玻尔这封信早有传闻，在玻尔这些文件中也最为众人瞩目，可实际内容只不过如此。所谓“只不过”，因为并没有太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对在此以前发生的争论也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即以《哥本哈根》作者的话来说，他仅仅感到“意外的东西是那惊人尖锐的语气――特别是发自那样一个以和气著称的人”。而且，这封信并未对争论中的最主要问题，即以海森伯为代表的德国科学家对核武器具有远见和持有更高的道德准则，他们因此而故意停止或延缓对原子弹研制等等说法，这封信也未作出明确的否定和反驳。至于海森伯的战时态度和立场，那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待玻尔来证实的。不过，玻尔最终还是提出明确的反驳的。
第二个文件写明时间，是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５日。如果玻尔文献馆排列这些文件的时间顺序是正确的话，那么第一第二封信之间相隔几乎整整四年，这段时间玻尔没再理会这件事。最后第十一个文件写于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６日，那么，其后的九个文件（除海森伯感谢电）都写于玻尔逝世前的半年之内。由此似可推断，玻尔在相隔四年之后重提此事，是由祝贺海森伯六十岁生日引发，由此而可能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需要在生前将这件事说清楚。
第二、第三个文件基本内容相同，都是祝贺海森伯生日的信，可能因为前面写的没有表达或没有准确表达出想表达的意思，才又拟了后一封信，可两封信都未寄出，最后只是发了封电报。前一封信，玻尔委婉表示，希望海森伯来年春天访问哥本哈根时，两人“能有机会交谈在战时发生的事情的更多的细节”，后信说得稍为明确一点，希望与海森伯谈谈战时的经历，因为“当两个国家长久分离造成了对许多事件和努力的不同见解”。
第五个文件是玻尔对海森伯感谢信（第四个文件）的“感谢信”，玻尔似想利用这一机会重提旧事，他从自己做讲座，联想到原子物理学家在上次大战中所担任的角色，最后明确说：希望“有机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能谈到更多的细节，特别是关于你和魏茨泽克在１９４１年对哥本哈根的访问”。玻尔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是著称于世的，仅就这前后三封信来说，也是层层深入，直到最后才点出主题――１９４１年的访问。
第六个文件是一份记事笔记，题为“１９４２年秋天与德国物理学家的谈话”，出于玻尔的口授，内容与第一个文件基本相似，差别只在第一人称的主观陈述和第三者的客观记叙。
笔记记叙道：当年海森伯和魏茨泽克到哥本哈根的德国研究所参加物理学会议，又访问了研究所与玻尔面谈。海森伯告诉玻尔他正在研究原子核能的释放，并且确信“如果战争不是以德国战胜而结束，那将由这样的手段来决定”。海森伯说，他不想多谈技术细节，但玻尔应该理解他谈的是什么，他已花了两年时间独立地研究这一问题。玻尔当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但他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对此他有义务尽力带给英国以引起英国的注意”。
第七个文件是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玻尔一改以往那种委婉曲折，直截了当地说明写信的目的，玻尔写道：最近几年，许多方面向自己提出询问海森伯和魏茨泽克１９４１年到哥本哈根访问的背景和目的。而“回答这一问题，在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当时得到的是一个与容克书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印象。“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这些谈话的过程，在谈话中，我自然采取了一个非常谨慎的立场。当你告诉我（没有准备地，即刻地），你确信，如果战争延续得足够长，它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我）没有感觉到甚至是丝毫的暗示，你和你的朋友正在另一方向上做努力。”
这是玻尔第一次正面地、明确地指出，海森伯根本没有表示出对原子核武器具有远见和持有更高的道德准则，“（我）没有感觉到甚至是丝毫的暗示，你和你的朋友正在另一方向上做努力。”
下面，玻尔替海森伯的记忆错误设想可能的理由，是因为随着德国逐渐失败，海森伯不愿回想战争最初几年的所思所言，可紧接着却是：“但我不能想象，在如此公然安排的１９４１年的那次会见，你会忘了与德国政府当局所作的那些安排，这正是所有其他政府最感兴趣的焦点所在。因此，我希望你再多告诉我一点，这将大大有助于澄清对我们所有人都最感尴尬的那件事。”
至此，信戛然而止。前面写的，使用如此直率的口气，在玻尔是极少见的也不习惯的，可能正因为知道自己不会寄出这样的信，所以就写得直率，所以也就不写下去了。
第八个文件是玻尔自己写的，主要讲了一件事，即德国物理学家廷森（以后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战时也到过哥本哈根与玻尔见面谈话，谈的是“有关在挪威努力增加重水生产的事，与此相联系，他还暗示唯有德国物理学家在考虑能源产生的一般技术问题。”对此怎么看，玻尔没说，只说当时自己极为谨慎。
第九个文件是玻尔口授、奥格・玻尔记录的，是信的形式，却有一个标题：“给海森伯的说明”。文件前后有三处中断，显然是玻尔思路中断的忠实记录。文件中，玻尔首先回忆了自己逃离丹麦到英国后的事情，他是直到此时才知道了英美研制原子弹的情况，而英国物理学家和政府有关部门都想从玻尔那里了解德国的进展，因此，玻尔与他们进行了讨论，并报告了自己与海森伯和廷森的谈话以及从中得到的印象。对自己被问及这些情况，玻尔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在以后几年与秘密情报机构反间谍有过联系的重要经历，我充分理解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
第十个文件是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玛格丽特记录。据内容推知写于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５日之后不久。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５日玻尔在卢瑟福论坛发表讲演，收到这一讲演文本版本应该就是此后几天的事，收到后玻尔打算给海森伯寄上一份复印件，因而写了这封信。信最终未寄出，不知这份复印件是否寄出？
从信的内容来看，玻尔寄讲演稿是虚，想谈战时会面的事为实。讲演的事仅寥寥写了几句，主要内容都是有关会面的事，写得长却没有写完，显然知道这样的信不会寄出，因而也就作罢。这封信的内容与后面第十一个文件的那封信内容基本相同，此处不赘。
第十一个文件即玻尔写的最后一封信，是玻尔真正主动写的，开首就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就那件不断被许多不同方面询问的事写信给你”，像是终于摆脱了种种顾虑，毅然决然地向海森伯表明自己的态度。从这些玻尔文件的内容来看，这封信也应该是最后的了断，一个自然发展而达到的结局。当然，信最终还是没有寄出。
亲爱的海森伯：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就那件不断被许多方面询问的事写信给你。此事就是关于你和魏茨泽克１９４１年秋天到哥本哈根的那次访问。正如你从战后最初几年我们谈话中所了解的，对那次访问中所发生的事情，就你在容克书中所表示的，我们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印象。
玻尔还为写此信找了个“特别的理由”，就是，有关英国战时原子能项目的政府档案已开放，成了可“彻底研究的课题”。为此他和有关人员作了详细谈话，其中提出了海森伯１９４１年访问哥本哈根的问题。
因为前面写的信都未曾寄出，前面几封信写到的，如玻尔理解海森伯的好意以及玻尔设想的海森伯的看法变化的原因等等，在此又提了一次。
然而，我特别想到的就是在研究所我办公室里的谈话，谈话中，因为你提起的话题，我在脑中仔细准备了自己要说的每一个字。谈话一开始，你就声称，你确信如果战争延续得太长，它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这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已在英国和美国开始进行的准备。在我没有答话且可能显得怀疑时，你告诉我，我必须理解，在最近几年你几乎独自沉浸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肯定事情将会如此。另一方面，你那里没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在谈话中，这因为我的谨慎态度，只能是简略的，但我仍然对此思考了很多，当从研究所其他人那里听说，魏茨泽克宣称，你对德国胜利的帮助如此巨大，这对于战后德国科学的地位将是何等幸运等等之后，我变得更为警惕了。
黑体字是我特地标上的，因为只有这个陈述才是所有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也是玻尔在委婉曲转的种种表达之后想真正指明的，即海森伯当年对核武器并不具有远见和持有更高的道德准则。这一点在前面第七个文件给海森伯的信中已经指出，但前面的信没有寄出，在这一封终结性的信中，玻尔详细描述当时情况后再次郑重指出。
下面一段是有关廷森１９４３年去挪威途中访问哥本哈根的事，这在海森伯给容克的备忘录中也曾提到。玻尔在此指出，尽管廷森确实向玻尔强调过这只是为了工业的能源生产，玻尔也倾向于相信他的真诚，“但我们无法肯定，对德国整体上的努力他自己究竟知道多少。”
德国在挪威生产重水的事，盟国认为是与研制生产原子弹直接相关的，因此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目标，最后在英美军队和挪威当地人员配合下，摧毁了这一重水生产基地。战后西方将此事作为题材或背景，创作了多种小说和电影，在公众眼里已成为一定案。玻尔在此却没有正面采取这种说法，只婉转指出，廷森可能并不了解自己所做的事。
然后，玻尔叙说了自己为避免被捕，１９４３年秋天逃到瑞典又转英国，直到那时，他才第一次知道美英联合进行的原子弹项目。有关人员找他了解德国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其中谈到了海森伯访问哥本哈根的事，并被问及海森伯访问的意图和背景。玻尔接着写道：“但不管怎样，讨论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那时已非常明显，在各种情报的基础上可以判断，在战争结束前，德国已没有任何可能实施如此庞大的工程。”
这一段话，比起第一个文件中那句令人费解的话更其费解。玻尔似乎想对海森伯说明，他告诉英国有关方面自己与海森伯的谈话内容，对德国并没有造成任何实际影响，因为那时的情况摆明，德国在战争结束前已不可能实施原子弹这样的庞大工程了。可如果有影响的话呢？玻尔就不会如此讨论？根据战时同盟国站在正义立场、轴心国非正义立场的政治正确观点来看，玻尔如此说明是没有必要的。或许玻尔在此采取的立场已远远超越于战时的政治正确？相对应，或许海森伯当年也不是仅仅以政治不正确而可以限定，因而玻尔需要如此说明？为谨慎起见，这里我们还是只能理解为，玻尔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严守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向海森伯说明和描述当时的实情。
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是这样的：
我写得这么长，是为了尽我可能为你把事情弄清楚，并希望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能更仔细地谈论此事。
要说的似乎都说了，可从形式上看，信还是没有写完。如此严重的问题作如此表述，一般来说已够客气委婉了，可在玻尔可能感到还是太过分太直率了，不符合他为人做事一贯的谦和严谨的作风。尽管这是一封终结性的信，可写到这里，他肯定知道自己是不会寄出的了。不过，在玻尔可能会感到宽慰的，因为在临终之前，他终于写下了自己想说的话，了断了一件长年缠绕于心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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